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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评论周 “中国电影'走出去'与艺术电影的发展”论坛嘉宾发言摘要(上)

2018-12-14 16:54 17

下,中国和全球电影业的发展渐趋一体化。中国需要了解全球电影,世界各国也在关注中国电影。中国电影怎么“走出去”,中国电影在内容、故事的呈现和讲述方式上如何吸引、捕捉全球的观众,艺术电影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国电影在对外传播过程中怎样创造契机、拓展空间,为其可持续发展注入更多新的活力,等等,这些都是中国电影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在2018•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评论周期间,影视所于2018年12月13日举办“中国电影‘走出去’与艺术电影的发展高端论坛”,邀请业界、学界专家,就艺术电影发展与中国电影“走出去”之间的关系进行研讨,拓展中国电影国际化传播的新路径。现将参加该论坛的学者的发言摘录如下:

黄会林(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资深教授)

近年来,中国电影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是,从全球角度看仍存在落差,中国电影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前景广阔,潜力无限。另一方面,借用统计学中的辛普森悖论分析中国电影,其“走出去”还不理想,特别是艺术电影。中国电影除了商业大片,还有很多蕴含人文内涵和艺术表现力的影片也获得了成功,但这些影片还“走”不出去。因此,中国的艺术电影如何赢得世界市场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

电影是文化的载体,它与我们的民族、国家形象直接相关。中国电影“走出去”与中国电影的本土性、民族性和艺术性联系紧密。在这方面,《看中国》项目是一次很好的实践,通过“外眼”的镜头来看真实的中国,取得了三个经验:一是创立了影视学科跨国的专业协同模式;二是探索纵横融合、知行合一的人才培养模式;三是积累了专业学科和国家文化建设在国际文化交流可持续性发展方面的经验。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是融为一体的,一方面是现代化与全球化,另一方面呈现了世界的多样性、不同民族国家的艺术个性。因此,中国电影要以民族和艺术的力量赢得世界的关注,让世界完成对中国的观察,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而不是臆想。 

  谷国庆(中国电影海外推广有限公司总经理)

近五年来,中国电影在国内票房突飞猛进,海外输出也成绩显著,从2014年以来收益和发行区域占比逐年增长,取得了长足进步。输出国家、地区由东南亚向北美、欧洲和大洋洲辐射,影片题材也由单一的动作片向多元化类型发展,一般剧情片与爱情、喜剧、动画、纪录片等已成为向东南亚输出的品牌。合拍片已成为中国影片向外输出的支撑力量。

与此同时,中国电影海外输出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比如,海外输出的作品题材还十分薄弱,动作片占比较大,大都靠一两部影片拉动而缺乏规模效应,某些题材不适应国际性电影语言表达,等。为进一步推动电影输出工作,中国电影要学习借鉴,创作既有民族性又适合全球观众观看的影片。还应加大对外宣传,建立海外长期销售场点,推行传统发行与网络发行的融媒体新模式,运用大数据组织拍摄一批适合海外发行的影片,增加输出效益。

  郑大圣(上海电影集团一级导演)

中国电影似乎很难“走出去”,与其说“走出去”、“冲出去”,不如说如何能够融入国际社会,找到价值的共同点这才是最重要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是误导我们太多年的一个理论陷阱。与其说要构建民族身份,标榜民族美学,远不如融入世界性的当代美学重要。

如果在价值观和美学上,真的能够融入其中的话,所谓民族特质是最不需要担心的。比如这两年中国电影学派的构建,是一种理论自觉。这个概念包裹着太多错综复杂的上下文关系,需要精心论证。有了这样的意识以后,我们看它自然发酵,看它自然的达成,不是强行推进,也不是有进度表的一个人工的刻意的任务,这才是更有意义的,因为,说到底这是一个文化现象。

  陈晓云(北京师范大学新媒体影像研究中心主任、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

“走出去”的概念首先不是学理性的,应该是策略性的。1990年前后中国电影在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持续登顶,除了影片自身的艺术质地,也与改革开放之后中外电影和文化“对话”的诉求紧密相关。此后,国际重大电影节上中国电影的断续缺席。艺术院线片源的相对匮乏,以及一些名实不符的“艺术电影”文本的口碑落差,凸显了国产“艺术电影”自身的创作困境与认知误区。此外,我们对“艺术电影”的概念一向存在认识上的误区,总是把它归为个人表达、善用长镜头等,甚至是极端的东西,还往往以题材选择界定它。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引发的电影本体的再认识和电影“工艺”的持续提升,我们需要在整体电影工业发展的格局中、在与现实的“对话”关系中重新认知“电影艺术”或“艺术电影”的涵义。在上世纪80年代语境中,我们把欧洲三大电影节获奖和获得“奥斯卡”认可当做艺术成就的标志,但今天的中国已不闭塞,“走出去”远没有80年代那么重要了,毕竟说到底,我们不需要通过中国电影“走出去”来体现自身的价值。

  刘(北京电影学院科研信息化处处长,研究员)

我想从另外一个思路讲一讲中国电影“走出去”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会提出这个概念,一方面是国家对中国电影寄托的极大希冀,另一方面是世界对中国电影的一种期待。然而中国电影“走出去”有着多层面的困难,首先是中国电影自身的艺术品质、产品质量还没有达到能够顺利“走出去”的程度;其次是由于我们对国际市场不熟悉、对国际营销成本投入不足、对电影节平台利用不充分等导致的我们不会“走”。

由此,中国电影面临着多重创新任务。我们需要将电影拍摄的范围扩大到国际关注的话题与题材,并且能够在中国电影中表现国际共享的价值观内核。同时也要致力于在我们自己的电影中表现出中国智慧及“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共生理念。中国电影界需要创新电影的艺术语言,拥抱新兴的社交互联网,融合平台技术,注重国际化的人才培养,以更好生产能够顺利“走出去”的电影。

  阿年 (著名导演)

从导演角度谈中国电影“走出去”,这个命题不是学理而是现象。中国电影在“走出去”方面取得成功的影片中,一是谷国庆老师所说的武侠片,那是大体量去赚钱的;第二个就是所谓的艺术电影。实际上,现在中国电影“走出去”的数量和体量跟上世纪80年代比,可以说是像“黄蜂”一样,就是拼命往外“走”,这些影片中大量片子是年轻导演,因为数字电影谁都可以拍,但更多片子可能打着艺术标签,或者以艺术独立的个人表达,这个体量在增加。

对于中国电影“走出去”,当下最大问题是艺术创造力,对人物的刻画,包括人物真实性、故事真实度等方面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好。此外,武侠文化是可以推出去的,需要中国电影人进行更多的努力。

  武亚军(中央戏剧学院影视系主任,教授)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特殊的国际政治语境下,国内社会期望通过国际电影奖项来到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然而电影作为艺术的同时也是一种商品,在国内这个巨大市场面前,得到中国观众的肯定也可以说得到了对电影这种商品的认可,我们不必把评定的标准交给西方国家。

在中国电影的对外传播中,我们需要重视很多别的方面,我注意到境外观众对中国城市景观变化的认识是片面、间断的,因此对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现代化发展的认识或者是停滞的、错乱的或是有误解的。所以在中国电影的对外传播中,可以有计划地选择一批系统反映重点城市景观发展和变化的作品,配合社会、人文等创作语境的研究和导读,在梳理电影城市景观迭代变化的同时,以电影做媒介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发展进行有效的对外传播,完成国家形象推广。

  程波(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副院长,教授)

在艺术电影发展过程当中始终面临着一个悖论:如何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博弈过程中,保持个人表达或者艺术表达的一种独立和自由。当完全保留个体性的时候,个人写作或者艺术自由表达很难在两个层面获得认可,必定会有一个所谓的权衡或者所谓的融合。当下取得商业上成功的艺术电影,也获得了主流价值观认可,他们的策略是把个人自由和现实问题,包括母体文化之间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然后再跟主流价值观的冲突或者博弈之间找一个最大公约数。

推而广之,中国电影作为一个整体“走出去”就相当于让电影的地域文化色彩更具普遍性。中国电影“走出去”里面包含了不同层面的“走出去”,第一个是“搭台”和“唱戏”的关系,搭台是“走出去”的必要条件和途径,这两个事看上去是一体的,但实际上应该分开。所以对于中国当代电影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把中国文化里真正有文化积淀的东西挖掘出来,加以现代化和当代化,然后结合中国当代语境在保护创作者自由表达多样性的前提下,带有一定策略性地融入市场或融入主流价值观,在这个平衡当中找寻艺术电影的进一步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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