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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年国产电影创作看“新常态”下 中国电影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2018-10-21 06:11 14

现状

本文刊于2018年第10期《艺术评论》(总第179期)

    策划:雍文昴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电影在生产制作、发行和放映等各个环节形成了产业经济形态之后,中国电影市场也逐渐展现出爆发式增长和跨越式发展。2010年内地电影年度票房迈入100亿元,2017年的票房为559.11亿元。电影产业持续走在快速发展的轨道上。2012年内地电影市场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2018年一季度一度超过北美市场,成为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中国电影市场体量不断扩大,在增强中国电影的产业和文化影响力的同时,作为全球电影贸易大国之一的地位也得以上升。因而,本刊特约请到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就当前电影市场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行深度读解与分析。

[内容提要]本文盘点了国产电影近年来发展的主要成绩,指出主旋律商业大片、都市喜剧片、华语合拍片和跨界导演创作代表了“黄金十年”国产电影的主要创作路径,构成了国产电影抗衡好莱坞电影的中流砥柱。但随着国内经济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回归,近年来以资本、技术和市场驱动的中国电影产业必然也要回归和适应“新常态”的稳定有序的发展态势。这使得国产电影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了当前的一个迫切课题。本文重点从资金、人才、产品内容等方面辨析了困扰国产电影创作未来发展的问题与挑战,指出从资本驱动向内容驱动的产业转型、保持创作人才梯队的可持续性再生和寻找电影类型生产的新的增长点是保障“新常态”下国产电影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层面。

[关 键 词]国产电影;新常态;可持续发展;黄金十年

一、四种本土电影类型及其创作路径

如果从票房数据上分析,近年来的电影发展,特别是2008年到2017年的中国电影,可说是中国电影市场高歌猛进的“黄金十年”。从2008年的43亿,到2010年跨百亿,再到2017年560亿,票房井喷式增长让电影这种传统的娱乐方式在中国这片新兴市场的土壤中重新焕发出青春与活力。漂亮的数据说明了中国电影产业建设的成果,也见证了国内庞大的电影市场和国内观众的惊人的消费潜力。在与好莱坞电影激烈博弈的“黄金十年”中,国产电影的票房收入稳定地掌握了电影放映总票房的半壁江山。这从制作层面说是以大型电影民企为龙头的整个本土电影制作群体共同努力的结果。如果从票房贡献指数上分析,主要有 4种本土电影类型或创作路径(群体)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主流大片、都市喜剧片、华语合拍片和跨界导演创作。

(一)新主流商业大片

近年来中国电影产业在国家发展新形势和新世纪文艺宣传的新诉求下催生了国产主流商业大片的战略升级。这类以《战狼2》为代表电影的既体现政府意志又获得了极大的市场认同的主流商业电影是政府引导、政策支持、产业跟进和市场探索的多年磨合的结果。这种新主流大片溯源于我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革命历史题材的主旋律战争大片(如《大决战》),后经过《建国大业》《集结号》《建党伟业》等作品的创作磨砺,再到《智取威虎山》《战狼》《湄公河行动》《战狼2》《红海行动》等作品的成功,终于政府倡导的主旋律电影实现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亮丽升级。这类影片以为老百姓拍好看的主旋律电影为原初动机,以思想性、艺术性和商业性平衡统一为制作诉求,经政府、商界、艺术界三方力量的合作支撑,在潜移默化和寓教于乐的氛围中实现了弘扬爱国主义、塑造国家形象、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效果。特别是《战狼2》创造的近57亿的票房神话,成为了新时期主旋律商业大片的标杆。有学者指出,新主流商业大片“将主流价值观、审美观与类型化叙事、市场化运作及商业化包装妥洽融合”,“不仅提升了其自身市场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也积极推动中国从电影产业的黄金十年迈向电影创作的黄金十年”[1]。

(二)都市喜剧片的靓丽风景

国产电影在近年的一道靓丽风景是以徐峥、冯小刚为代表的国产都市喜剧片创作的捷报频传以及该类型形成的品牌示范效应。新世纪国产都市喜剧电影承接 20世纪90年代的贺岁喜剧片,经冯小刚的持续深耕走向成熟,后来徐峥、黄渤、王宝强等更多的本土导演和演员加入到都市喜剧片的创作,使该类型在国产电影创作之林中蔚然成荫,并成长为国产电影以小博大、以柔克刚的示范品种。相对于好莱坞的浪漫喜剧片,国内导演似乎更青睐讽刺或黑色喜剧片,他们将生活中的窘迫、尴尬、困苦与伤痛包裹在喜剧的外壳中加以调侃、讽刺和映射,用寓庄于谐的手法和哀而不伤的尺度指涉现实,在当下批判现实主义影片匮乏的制片环境中,发挥了电影媒介舒缓压力、发泄情绪、化解焦虑的“社会减压阀”的作用。从《人在囧途》到《泰囧》《港囧》,再到《心花路放》《大闹天竺》《我不是药神》,近十年来国产都市喜剧片收获了惊人的票房,屡次成为年度国产电影票房的翘楚,其背后蕴含的特殊的行业因素与社会背景尤其值得分析。这一时期都市喜剧片的成功绝不是偶然,像《我不是药神》这样的映射社会现实的商业喜剧片,在虚假空洞、娱乐至上的影片泛滥的本土电影市场,恰是一剂生逢其时的“良方妙药”。

(三)华语合拍片的稳定发挥

近年来整合了内地、港澳台及海外其它电影资源的中外合资片、合拍片质量的稳步提升,成为了国产电影抗衡好莱坞商业大片的一大法宝。其中特别是作为华语电影的中坚力量的香港和台湾电影,凭借过硬的制作技术和丰富的产业经验,成为了内地电影尤其倚重的合作资源和创作力量。从《赤壁》《叶问》《西游降魔篇》到《太平轮》《捉妖记》和《功夫瑜伽》,港台导演擅长的动作片、奇幻片和爱情片近年来在本土电影市场一直保持着良好而稳定的成绩。整合了两岸三地的创作资源的华语电影,无论在创作实践还是理论研究领域都成为了一个高认同度的电影现象及概念。

(四)跨界导演的票房贡献

盘点近年来的国产电影的成绩,一些由知名演员或畅销书作家跨界而来的电影导演及其作品的走红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现象。例如郭敬明的《小时代》、韩寒的《乘风破浪》、王宝强的《大闹天竺》都取得了较好的票房成绩。如果从在商言商的角度来说,他们的创作客观上提高了国产电影市场业绩,但如果从国产电影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跨界导演的作品则具有相当的局限性,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二、“新常态”下的国产电影创作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辨析

相比世纪之交的国产电影,近年来的中国电影全方位、更深入地受到了资本、市场和技术力量的影响与驱动。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革新深刻地作用于电影的筹划、生产、发行和放映等各个领域,催生出IP电影、网络大电影、众筹电影、线上售票平台等花样繁多的“互联网+”的电影形态与业态。另外随着消费市场的扩张、电影生产数量的激增和电影产业体量的膨胀,各种热钱涌入电影行业,电影与资本(特别是外围资本)的结合和相互利用已然成为当下电影产业发展的大势所趋。“电影+金融”为电影业制造了“天使般的诱惑”,也带来了“魔鬼般的风险”。国内影视创投行业的风险控制问题已成燃眉之急。

总之,资本汹涌、市场狂欢、商业神话、技术驱动成为近十年国产电影发展的关键词。一面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力量(资本)在重塑上、中、下游的整个电影产业链条的结构形态;一面是大大小小的、各种来源的逐利资本涌入电影业淘金,解构了传统的几家大型的民营电影企业和少量国有电影公司主宰市场的产业格局,形成了风险投机与市场博弈多元并存的混沌江湖;一面是电影管理机构紧跟形势监管引导,倡导新主流国家主义电影,试图遏制市场的过度娱乐的脱缰野马,让主流商业电影承担起主流意识形态的表意功能,并促成了一些现象级的成功案例。然而在金融资本的安全逐利的思维惰性的掌控下以及以观众为借口的娱乐主义的制片惯性的左右下,国产电影过度地在资本、技术和市场等内容生产之外的领域纠缠与运作,存在着日渐淡忘电影作为一种人文与心智艺术之初心的不良倾向,从而不得不让人产生出未来国产电影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忧思。

(一)从资本驱动向内容驱动的产业转型

在社会经济领域所谓“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指:“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包括两个重要概念:需要的概念,尤其是世界各国人们的基本需要,应将此放在特别优先的地位来考虑;限制的概念,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需要的能力施加的限制。”[2]“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主要探讨人类社会合理开发与运用自然资源与自然环境问题,也可以用来分析某项产业经济的运营发展和内部循环。以资本、市场和技术力量为驱动的电影产业具有速度快、势头猛、成效显著的优点,但也存在着受制于市场饱和、资本萎缩、技术阻滞以及其它外部经济环境因素影响的缺点。也许在当前国内实体经济低迷、股票市场不振、地产行业调控等客观因素的作用下,在1-2年的短期内仍然可见大量的热钱涌入影视行业,影视投资的繁荣势头犹能延续一段时间。但在中美贸易摩擦、国家金融政策“去杠杆化”、国家经济发展回归“新常态”的总体趋势的影响下,中国电影在经历了近十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必然也要回归和适应平稳有序的发展的“新常态”。“新常态”的发展形势必然要求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的范式转换。传统的以资本、技术和市场等外部力量驱动的发展模式必然要经历向人才、管理、创意、内容、类型和风格等内在力量驱动的增长方式的转变。“新常态”经济意味着“GDP增长方式的革新,意味着一切向钱看增长方式的改变,也意味着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学的失败[3]”。对国产电影来说,“新常态”也意味着审慎选择大阵容、大场面、高投入、高风险的制片路线,而更多地创作一些观众喜闻乐见的、接地气的、具有一定的现实内涵的电影作品,在电影投资维持在“新常态”水准的前提下实现产品内容的多样化。

(二)创作人才资源的可持续性再生

从人力资源上来说,近年的本土电影创作人才正在经历一个新旧交替、代际轮换的激荡时期。如果说新世纪初期以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顺应电影的商业大潮、凭借《英雄》《十面埋伏》《无极》等片逐鹿市场、犹能行“执牛耳”之职,那么该群体近年来主要以文艺片的低调亮相以及商业片票房的不尽如人意则预示着这一代电影人正日渐式微。曾经叱咤中国影坛的“第五代”电影人正在成为一个怀旧的名词,也许他们仍然可以在60后和70后的电影观众中激发出情感记忆,但在90后和“千禧年”一代的影迷中的票房号召力比较有限。顺此形势,一些步入中年的“第六代”和“新生代”导演(如宁浩、陆川、王全安、田羽生、陈思诚、徐铮等)接过前辈的衣钵,日渐成长为本土电影创作的中坚力量。然而尽管这些新兴导演屡创佳绩,时不时制造出一些票房神话,但他们与上一代导演比较起来缺乏对社会的担当责任和主体意识,显得圆滑、犬儒而世故,因而该创作群体尚未形成集体口碑和规模效应,从而制约了其创作潜力的发挥。有学者指出国内“青年一代的电影观念不是拍摄让自己满意的电影,而是拍摄让观众满意的电影[4]”。他们的创作并非把人文关怀和现实指涉放在首位,而是更多的出于商业考量。新生代电影力量的“早熟”气质也许有助于他们迅速上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艺术高度和成长空间。

本土电影创作人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还可以从近年来国内影坛的跨界导演现象中体现出来。所谓“跨界导演”是指商人、体育明星、歌星、演员、畅销小说作家等非科班出身的个人或明星担任和“客串”电影导演的现象。例如近年来畅销小说作家韩寒和郭敬明、商人十庆、歌星苏有朋、主持人何炅、演员王宝强等都曾经跨界试水电影导演工作。这些“半路出家”的跨界导演执导的影片主要局限于喜剧片和爱情片等类型,但由于拥有广泛的粉丝和较高的知名度,往往能够斩获不菲的票房,因而他们在鱼龙混杂的国内电影圈风生水起、呼声颇高且屡试不爽。国内跨界导演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唯利是图的创作动机、商业资本的推波助澜、明星的票房和话题效应、常规电影创作门槛的降低以及当事人自己出于对导演权力的迷恋和追名逐利的虚荣心作祟等若干因素。除了少量的跨界导演通过个人努力成长为专业导演之外(如姜文、徐峥等),而大部分的跨界导演都是抱着玩票的态度而 “昙花一现”“转瞬即逝”。跨界导演现象侮辱了国人的电影智商,讽喻了学院派导演成长的艰辛,是近年来国内影坛急功近利、浮躁喧嚣的创作氛围的体现和部分电影创作领域反智化、业余化的产物。他们为国内影坛新生代导演群体的成长提供了不良示范,影响了国内电影创作人才梯队正常的新陈代谢和健康有序的过渡。因此,跨界导演现象总体说来是一种影响国产电影可持续发展的负能量,它表征着国内电影文化和创作氛围有待进一步的改良与澄清。

(三)内容与类型的多样化建设

电影内容与类型的多样化建设事关国产电影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核心。如果从某些个别年份的表现来看,不可否认当前国产电影类型的多样化建构已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以2017年为例,在全年国产电影约300亿的票房构成中,动作片、喜剧片、奇幻片、悬疑片、文艺片、纪录片和主旋律电影均有斩获。但如果从近10年的整体表现来看,与好莱坞相比,国产电影的多样化仍然存在相当的拓展空间。如前文所述,主旋律商业大片、都市喜剧片、华语动作片构成了近年来国产电影的主要成绩,但受制于人才、技术和制度等因素,国产电影在科幻片、动画片、灾难片、魔幻片等高附加值的电影类型的生产制作上依然薄弱。国产电影在上述类型的创作上存在短板,与高度类型化和多元化的好莱坞电影工业来说仍然有不小的差距。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本土电影产业与其去争论《战狼2》这样的主旋律大片的成功有多大程度的可复制性,不如开源拓流,在一些欠发达的电影类型上觅得新的增长点。

三、结语

总之,回顾近十年国产电影的发展成果,展望我国电影在国家经济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发展形势回归“新常态”的宏观背景之下的可能举措与拓展空间,从资本驱动向内容驱动的产业转型、保持创作人才梯队的可持续性再生和寻找电影内容与类型生产的新的增长点构成了“新常态”下的国产电影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要层面。当前以资金、人才和产品内容为代表的电影生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已然成为中国电影研究的迫切课题。

注释:

[1]饶曙光、李国聪.主流大片新拓展:范式转换与战略升级[J].当代电影, 2017(1):19.

[2]郑贤君.中国梦实现的根本法保障 [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54.

[4]尹鸿、孙俨斌.2015年中国电影产业备忘[J].电影艺术,2016(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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