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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对“电影评论”的严肃发问

2018-09-30 14:43 8

上海酷儿影展是成立于2016年的酷儿电影平台

通过放映世界各地优秀的酷儿影像

探讨多元化的爱和酷儿文化

导筒 ✖️上海酷儿影展系列专访内容

2018上海酷儿影展嘉宾 秦以平专访

秦以平

纽约大学电影研究硕士,影视教育从业者、撰稿人,

上科大-南加大影视培训项目主管。

 采访正文 

导  筒:

是什么契机让您跨专业选择电影学的研究生?

秦以平:

高中的时候喜欢看电影,当时正是盗版DVD文化兴起的时候,所以就看了很多电影,学了英文以后觉得正好可以去做字幕,所以本科的时候就念了英文系,我看到很多经典的文本小说都被翻拍成了电影,就顺理成章地看了更多电影。

选择研究生的时候就知道世界上有电影研究这样一个专业。因为那时候觉得看一本书要一周的时间,看个电影两小时就可以了,挺经济的。同时觉得如果要去念研究生的话,不妨进入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但最后真的读了电影研究之后,发现跟自己原来的预想,包括职业的发展都不太一样了。

虽然电影研究还是以文本研究这样一个方式,但只是方式之一,它更多的还包括社会学、文化批评、历史研究这些方式,学科跨度非常大,这让我发现有不同的方式方法去看电影,尤其是在公共观影的体验上面。因为我是去的纽约,在那边能看到不同的电影,不同的电影有不同的人群去看,能观察到很多电影和电影人的互动,这一套电影文化也反哺了我自己对电影的理解。 

许多艺术片首映会选择的纽约 LANDMARK SUNSHINE CINEMA

在职业发展方面,我觉得文本的研究不是特别能够满足我,我更喜欢的是这种参与感,是和电影的这种文本的互动,以及观察电影文本和其他人的互动,还有我既有的知识会不会被打破?会不会被挑战和超越?我周围的人又是怎样的反应?

我们和文本有各自直接的互动, 和文本后面的创作者还有互动,多层次的这种互动和沟通让我觉得很有意思,自己对既有的一些东西的认知能不断被刷新,对一些既有的、不了解的类型可能会更加了解,甚至有去探求的欲望。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后来包括实习和工作都选择电影节展这种策展方面的事情,然后也发现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东西。

位于布鲁克林的BAM ROSE CINEMAS

导  筒:

如何看待电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秦以平:

我觉得从评论这个角度,如果学的是评论,那你的实践针对的其实是电影的传播和影响观众,你是去影响观众如何看这个电影的,这个和学电影制作是不一样的 。 

当我回到国内做影视教育这一块的时候,发现创作和分析应该是要分开的,他们可以有交集。作为评论者不要去试图影响创作者,我们可以互相尊重,并且有共识。那这种共识其实是来自于我们对周边世界的这种认知,我们对人何以为人,对一些公共道德的问题我们是有共识的,基于这种共识就够了,我们不要互相去啃,需要给对方一些相对独立的空间。我觉得创作者需要的更多的是他的敏感,还有那种坚定和自信。而评论者有的时候是去拆解的。

我觉得作为评论者来说,具有建设性的工作是让观众能够知道有什么东西是自己之前有盲点的,有什么思维方式是自己之前没有想到的,有什么样的社会或历史的这种背景是我可以带进去,能够丰富我的思考的。

但是作为创作者来说,首先要做的其实仍然是如何建构他的谎言,这种谎言并不是说他一定要去欺骗观众,而是要做成一个有效的故事,从情感上可以打动人,这里一定会由他自己操纵。

但接下来作为评论者,当你在看到这个操纵的时候,你怎么样带着善意去理解他,还是说完全犬儒的或者是批判的态度去理解他,这个是评论者要做的工作,但是在一开始我觉得评论者不需要去影响创作者。

由周传基先生翻译的《电影实践理论》 作者伯奇·诺埃尔 

导  筒:

怎么定义这个电影评论的实践?

秦以平:

我觉得电影评论的实践就是在于你要去影响观众,但是观众是很难被影响的,如何定义观众也是一个问题,就是有10亿票房的观众,你真的能影响他们吗?所以这是一种思考。


大岛渚《黑泽明的电影人生》(1993) 

导  筒:

这两届酷儿影展办得都很成功,你觉得他们好在哪里?

秦以平:

他们不喊真的口号,这点非常好,非常聪明,也是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在中国现在环境里面,任何口号都先不要喊。我们先理清楚自己到底是谁,自己想要什么,别人是谁,别人想要什么,先把这些理清楚,把理解人的方式搞清楚再说,所以这点是我很喜欢上海酷儿影展的一个原因,他们用爱发电。

《汤加可人欢乐多》导演 Dean Hamer 和 Joe Wilson 、影评人秦以平在2018上海酷儿影展“见证酷儿迭代,冲破二元壁障”论坛上

而且他们是为了建立一个良性的公共场域在做这件事情。希望大家首先能够互相看到,能够互相理解,用一个好的方式来把自己的想讲的话讲出来,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了。他们是自发组织的,有一些都是在媒体里面工作的,我也是被我朋友带进来的。其实去年我就印象很深刻,大家的学术水平都太高了,所有运营者都非常的专业,各司其职。可以让你感觉到上海服务业的发达和国际化的程度真的很可怕。 

导  筒:

现在新媒体出来之后,影评作用可能越来越大,像有些做得比较大的电影公众号,他们有时会存在一些导向,你觉得观众会不会被影响?

秦以平:

因为我自己现在在这个影视教育行业里面,我觉得其实新媒体它能起到的作用是有的,但是有限的,它不会把一个票房3亿的东西吹成30亿,它带不了这个节奏。因为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判断力。在我们的认知里觉得所有人都在转发,但其实可能就是你在看,或者你周围人都觉得有一个文艺片特别特别火,你上豆瓣看,可能就是2万个人,这在中国13亿观众里面占多少?它最后的票房可能就是一个1000万或者3000万,1亿到顶了。

所以如果真的是看到50亿那样的票房,它并不是新媒体的节奏带起来的,还是它的宣传发行操作,这种实际的排片是真金白银砸出来的。文人到底能起到多大的影响,影评到底能起到对于这个工业和市场能起到多大的影响?我觉得是存疑的,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没有那么透明的环境底下。 

如果是影评人自我实践,那其实唯一的标准就是自我的要求,你是不是一个诚恳的评论者?能够精准的把自己的评价意见以及评价的坐标系提供出来。然后时间会判断、会筛选,能够留下来的东西它是会留下来的。新媒体它可以带一波节奏,可以每个都是10万+,但是作为影评来说,它有任何意义吗?并没有。如果你真的去翻账目,我很怀疑它和这个票房有没有直接关系。只是所有人都在做这件事情,就好像它应该有作用,它们可能之间会有因果,这就是现在这个丛林里面所有人都在赌博的这样一个状态。

其实我觉得国内电影评论的实践是丰富的,像你们这样自发的组织,反而让人觉得非常的可爱。就是其实在世界上任何的地方大都市也好,只要是有这些年轻人,并且他对世界有好奇心,有敏感度,很多人都在做相同的事情,我觉得纽约青年在做的事情,我们这里很多青年的人都在做,这是我回来之后发现的,只要有人在做这件事情就已经非常好。

导  筒:

国内也有很多高校陆续开设电影学专业,但反而目前学电影的人选择出国读书的人越来越多了,您觉得是否国内在电影理论的教育中存在一些问题?

秦以平:

有在国内经历过就电影理论的教育,但是我觉得其实不论哪个学科,中国和国外在文科领域,这种教育的缺憾还是挺明显的。整个就是学术规范的问题,并不知道真正的学术应该是怎么样去做的。而且我觉得国内还有一个问题就在于这种理论我们在当中有一个翻译,就翻译本身它成了一个学科,或者是大家都认为就好像把这个东西翻译出来,并且梳理出来一下就已经完成了一个学术动作了。 

我们的论文里面有很多,只是把东西罗列出来,文献综述综述完了,好像就结束了,仿佛大家还是在一个学英文的过程当中。但其实我们要把它作为一个工具,或者是作为一个理解理论者的路径,要有自己的判断。如果是在国外的学术体系下,它至少有自己比较严谨的评判标准和这个规则,但实际在那里面,你也会发现就是很多“洋白骨”也是很讨厌的,真的要是为了得出一个结论去写一个东西,要去寻找论据,把它整个梳理下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效率,很多时候是为了课程完成一个作业,所以也未必真的能有非常实际的结论。那对我们来说,很多时候也会搬弄那些二手的引言,也只是在把它梳理出来而已,学术的问题哪里都会有。

导  筒:

美国影视行业发展整体都相对成熟,是世界电影行业的中心,当初研究生毕业为什么会选择回国? 

秦以平:

因为在美国做电影节,策展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行业。做电影节除非你能够熬十几、二十几年,才可以去最好的机构,它可能只有一个配额。比如跟亚洲电影相关的,上面一个人走了,你下面一个人才可以顶进去。

但对我来说,第一,在纽约,哪怕是亚裔策展人也已经饱和了,我并没有太多的这个机会。第二,在美国,亚洲电影的观众是非常固定和封闭的,就不论是哪些机构放中国独立电影的时候,都是几个老面孔会去看,还属于一个比较压抑的那种层级,除非你是有一个好的发行商。比如你是贾樟柯,有一个好的发行商,你在纽约时报有好的影评,再加上一些政治背景等多种作用,这个片子它的票房才可能好。不然的话基本上就是在一个饱和的市场里面非常小的观众群而已。

贾樟柯、赵涛出席《天注定》纽约首映式

纽约已经是最多元的那个城市了,如果你再看美国的其他的领域,其它的地方是更加封闭,更加保守的,就更不要谈这些东西了。当时也是觉得美国的玻璃天花板挺固定的,既然有机会回国的话,就回过来看一下。回到工作本身,我现在做的工作就是和美国的顶尖的电影创作教育紧密合作的。

纽约翠贝卡电影节(Tribeca Film Festival)由美国电影制片人简·罗森泰以及著名演员罗伯特·德·尼罗在“9·11”事件后发起并创办

第一届圣丹斯电影节(sundance film festival)在1985年于美国犹他州举办

对我自己个人来说,我从来没有真正的深入过这种创作的机理,我也之前不了解创作的逻辑,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所以就回国来做这份工作。另外,我之前在纽约做的那个电影节,它是一个亚裔电影节,它自己运行的资金来源也非常有限,永远没有办法做到像翠贝卡或者是圣丹斯那样非常完善,不仅有节展的部分,它还有自己创作的孵化器部分。因为有多种原因,主要还是和他们的种族有关,就是主流的资源仍然还是会去到那些平台,而那些平台它可以分给亚裔一些名额,但它没有办法真正全身心的为你们服务。有这么多的故事,却没有办法完全把资源分配过去。不过,同时也因为美籍亚裔有一些故事非常的趋同。当然这种情况在改变,今年有一个很好的片子叫Searching,就这个故事放在任何的标准里面,它都是一个优秀的故事。但是像那样的故事,出现还是比较的少。 

 阿尼什·查甘蒂《网络谜踪》 Searching (2018)

如果你对比故事片和纪录片的话,其实纪录片情况会好一点。亚裔纪录片人,国际的这种流动性,以及在这个独立电影里面所占的这个比重,其实情况是优于故事片的。但对我来说,做节展这部分能够保持运营打平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更不要说能够有一个好的联通美籍亚裔和整个世界上所有亚裔的渠道,以服务于所谓亚裔故事或者亚洲故事,这个是不可能的。那我现在这个工作,它其实和我想做的那部分工作是非常像的,就是给创作者赋权,通过上课等,能够孵化业界从业人员的一些故事,我觉得非常好。所以我就回来了。

导  筒:

亚美电影节当时的运作流程是什么样的呢?

秦以平:

像亚美电影,它是全年运作的,像这样的非营利组织,假设我们说是一个十天的项目,那我们的征片大约是要花五个月的时间来征,之后要找评委来审,审完要排片,写宣传的资料,推广,做社区联营,做marketing,所以就是整个非常高峰的运营时期是大约半年左右。剩下来的半年,要做收尾的工作,要为下一年进行一些计划,而且我们电影节里面展映了一些片子,也可能会做一些进校园的推广。 所以就基本上就是半年做半年休,但是后面那半年是为在下一年做准备。

美国亚裔国际电影节

(Asian America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简称AAIFF)

亚美国际电影节,每年夏季在纽约举行的国际性电影节,创办于1977年

导  筒:

资金的来源呢?

秦以平:

美国的非营利组织,尤其电影节的话,一半的钱来自于卖票,因为我们的电影节估计运营的不好,所以一半的来源是自己卖票,还有一部分钱是来自于赞助商,然后还有私人捐助,因为我们是是非盈利组织,501C3(501c3是美国税法的一个条款-志愿者组织免税。该条款是给宗教、慈善、教育等组织以免税待遇,有两种:一是组织不需交所得税;第二,捐赠者将钱捐赠给C3机构,捐赠的钱数将从个人所得税中减掉。企业也有减税待遇,如果捐赠给美国慈善机构,公司也可减税,这是鼓励个人和企业给C3组织捐赠。)

会有tax-return, 可以从他们的那个税里面就扣掉,就等于这部分钱就给了这个公共这个事业,所以在那边非营利组织是可以筹到钱的。然后还有一部分是政府的支持。州也好,城市也好,会有一些政府的支持。

501(c)(3) Organizations

导  筒:

北京是中国的影视文化中心,上海可能相对处在一个比较边缘的位置,当时回国之后为什么选择在上海?

秦以平:

我们这个项目本身是落在上海的,主办方也是上海的,也受到上海政府的一些资金支持。它能够和美国最好的电影学院来合作,我也觉得机会很难得。同时我是觉得上海是非常有潜力的,因为它的城市格局,媒体文化的格局其实和纽约很像,但不同的是在于上海,现在不是出版的中心。

纽约是报业的,媒体的中心,因为媒体积淀如此的发达,它才有很多可以流通的IP,所以它的独立电影就可以发展得非常的好,它有自己的文人传统,市民文化传统积淀非常的厚,上海曾经也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后来就被切断了,但是我觉得它的文脉还是在的,尤其是市民文化的这样一个沃土。 

其实就只要有一些民间的放映,它一下子就开花了,当我刚回来的时候就正好是姚老师季*风*书*园起来,那个放映让人觉得非常的棒,就是相同的电影,在纽约可能就30个人看,在上海这边的话每一次都可以爆满,这样的观众、这样的热情程度,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感怀。市民传统以及人文传统让这边的观众很渴望和创作者交流,而且很有对话的欲望,他们的对话是基于对于对方的理解,表达的规范做得非常的好,提问的质量也是非常难得的。我觉得教育程度是一个因素,回来之后有很多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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